20世纪，高希舜在绘画创作中不断探索传统与创新的融合，其艺术实践不仅是早年深受传统绘画技法熏陶的体现，也反映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思考与取舍。通过分析高希舜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以画传情、以画抒怀的艺术精神。这些绘画作品在保持中国画传统审美的基础上，融合了写实性和现代性，体现了他对中国画变革的贡献，让我们能深入理解20世纪中国画家作品中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这对当今的中国画变革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高希舜（1895—1982），湖南益阳桃江人，20世纪著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一生解囊办学以行志，潜心绘事，献身于美术教育和绘画创作研究事业，在中国画创作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本文从高希舜绘画的艺术特点入手，探讨其在20世纪中国画变革中的独特贡献，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画变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
绘画题材源于现实生活
高希舜的绘画题材多呈现现实生活中的花鸟虫鱼和瓜果蔬菜。其笔下表现的生活情趣，一类是对故乡风物的思念，一类是对当下生活的取材。他的泼墨大写意作品多具有浓厚的乡土情怀。高希舜把湖湘大地的乡野气息与传统文人画的审美观念融合在一起。笔下的荷花、牡丹、寒梅、戏水的鸭子、瓜果蔬菜都各尽其妙、耐人寻味。这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高希舜的母亲是一位湘绣画样能手，擅长白描花卉，驰名乡里；父亲酷爱中国书画，收藏丰富。父母的从艺经验使高希舜自幼受到艺术的熏陶，三四岁时即好涂抹，十一二岁就帮母亲绘制湘绣花样。他在《高希舜画集》的自述中提到：“余幼承慈训，好涂鸦，稍长，颇能状物。”
幼年故乡的生活和记忆中的乡野气息，成了他的绘画素材。因此，那些雀竹、禽鱼、蔬果、草虫、乡野山水等故乡风物在绘画中多次出现。如他1924年所绘的《荻雀图》，画中只见一株山芋摇曳不止，一只雀顶风奋飞，矫健可爱，山芋用笔绝简，雀则稍工，工写珠联，呈现一派素色的山乡景色。他用质朴的画风点出乡情，表达了满腔的思乡情感。
高希舜的作品师造化、重写生，传统泼墨大写意技法精湛，写生能力极强，构图上遵循古训中“密不通风，疏可跑马”的原则。同时，他还重视表现当下现实生活。高希舜常说：“生活是基础，技法是手段，二者缺一不可。”“我是为人民画画的，我的画要让人民看得懂，让人民真正地喜爱它。”不仅如此，他还提到“学习自然，在观察实物的过程中，要用审美的观点细心地具体分析、确定取舍、不落俗套，这是在面对实物进行写生创作时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
20世纪40年代的战火中，高希舜在湖南桃江的南京美专坚持为国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其间画的《草虫册》正包含湖南农村随处可见的青蛙、蚊子、螳螂、蜜蜂、蝴蝶等。兼工带写的手法十分传神，写意的花草也十分生动。高希舜说：“写意就是用极简的传统笔墨，准确地表现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这些作品既反映了现实生活，又满足了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尽显传统文人的野逸之气。高希舜常通过画荷花和苦瓜，铭其清高耐苦之志。齐白石称其荷花“一峰山人画此荷花，可谓生活极矣”。高希舜作品都是通过实际生活中的写生，以洗练概括的艺术手法创作而来。《菊花群雀》《葵兔图》《牡丹小狗》等作品造型形神兼备，准确生动地表现万物之美，让人称奇叫绝，体现了高希舜对现实生活的入世入情，在生活观察与表现方面的造化之力，以及热爱生活、赞美生活的心境和审美情趣。
传统与创新并重的笔墨技法
高希舜的绘画作品可以分为泼墨大写意和工笔写生两类，呈现出传统与创新并重的艺术特点。丰富的求学经历对他的笔墨技法变革和创新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他在北平时期的求学与交游，为继承和发展泼墨大写意的优良传统奠定了基础。1918年，高希舜以第一名考入北京美专，他将这段求学与交游经历描述为“旋负笈北京从师曾、梦白、茫父诸先生游，得白石山翁砥砺切磋之益；复出入故宫，饱览前贤诸家法迹，然后知艺海浩瀚无涯，未可故步自封者也”。那时的高希舜与当时在北京美专任教的陈师曾、姚华、王梦白等老师过往甚密，得老乡齐白石的器重并与之交游。与这些名家的画技切磋让高希舜受益匪浅。陈师曾的写意花鸟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代徐渭、陈淳等大写意笔法，画风雄厚爽健，富有情趣。王梦白师从吴昌硕，得意之作均出自观察写生。他能突破传统笔法的束缚，擅长表现花卉草虫。齐白石与陈师曾有交情，学吴昌硕衰年变法，重写生，笔法直追八大山人。
高希舜的师承和朋友圈为他泼墨大写意技法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他们以金石书法入画，注重生活，又讲究精湛扎实的传统笔墨功力，继承和发展了明清以来泼墨大写意的优良传统。高希舜则经诸位先生传授，精进神速，1923年就创作出佳作《香袭云衣》，笔墨技法初见泼墨大写意之端倪。他1924年创作的《荻雀图》《葫芦》等写意作品受齐白石肯定并逐一题跋。可见高希舜当时在泼墨大写意的笔墨技法上已具大家气象，齐白石、凌文渊、王梦白、姚华等称其“作画匠心独运，能自成流派”。
高希舜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学习和交游，也使其泼墨大写意的笔墨技法更为精进。高希舜留日期间，正值吴昌硕画风在日本盛行之时，不免受到影响，又经常“与东瀛时贤横山大观、井士灵山诸子相交流，见识浸广，而自少益多”，笔墨技艺突飞猛进，毕业举办个展的120幅作品尽数售罄，在日本名声大振，取得“中国画伯”头衔。这也实现了他留日之初的豪言：“树立纯技术观点……拟将自己的作品，并征集现代名家之作，向海外宣传祖国文化……”他向当时日本文艺界展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图像，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回国后，齐白石对其笔墨技法的进步给予了极大肯定，曰：“一日不见自当刮目相看，况山人（高希舜）相别五年，鼓索进无量耳，齐璜心佩。”这一成就为高希舜中国画笔墨技法的变革打开了大门。同时，这段经历还为高希舜在工笔画笔墨技法上的创新打下了理论基础。1926年，高希舜为提高业务水平，考入东京高等工艺美术学校研究工艺美术。其间，他广搜博采，研究浮世绘，学习日本民间艺术，把西画的素描和色彩拿来为己所用，为之后中国工笔画的创新实践积累了经验。
高希舜的绘画在笔墨技法上追求中西汇通。首先，他在写意画创作上开创了墨色兼具的“一笔法”，在金石书法入画的基础上强调下笔的速度、延续性、力量感和氛围感。这种技法建立在造型严谨的基础之上，注重认真观察大自然，不仅要“下笔为造型、笔笔为造型而达到运笔精妙、型准而神生”，还要以遒劲苍润老辣之笔见拙。因此，高希舜用笔精湛扎实，一次性蘸好笔墨，用笔尖、笔肚、笔根等部位不同墨色的转动来神形兼备地赋予形象以实体感觉，表现对笔、墨、纸、水的高度理解和驾驭能力。他1950年所画的《荷池戏鸭》是三米长的巨幅，荷叶泼墨涂之，笔气纵横，俯仰尽致，两米多长的荷干一笔下来，未见涂改修补痕迹，堪称一绝，齐白石、陈半丁等七位名人纷纷题跋夸赞。1951年，陈半丁见之题：“舜翁泼墨淋漓，用笔圆浑，白石翁不能胜也。”齐白石于1954年题：“一峰山人于画，手带铁圈五斤半以练奇迹。故有此幅独到之处，真神品也。”可见，高希舜通过传统与创新并重的“一笔法”赋予了作品灵性，既新颖又生动。也许，这正是中国写意画运用科学方法将优良传统推向现代的正确方向。
高希舜在工笔画写生上结合中国画传统的没骨法，开创了外工内写的技法。他既用没骨之形色结合西画明暗透视的科学方法，又融入中国工笔画的烘染和皴擦，造就了工笔写生中西融合的风貌。高希舜追求水色交融的墨韵，讲究笔、墨、色、水的融合，不仅“用墨用色力求气韵活而生动，色着艳丽而不俗”，还强调“墨色之用皆不离笔，与笔之含水成分相关，故笔、墨、水之相结合，用之相适量”，使作品在保持中国画审美特性的基础上兼具写实性和真实性。他的工笔画《葵兔图》中，兔子造型准确、耳线条勾勒精劲，毛细血管隐约在搏动，刻画入微，设色富丽和谐。花叶的明暗老嫩、虫伤病灶，更达到了造型显神、超乎意想的境界，显示出他深厚的功力。高希舜说：“好的作品应该画出画面。”清代以来，我国传统的工笔画存在程式化、一味双勾平涂的工笔重彩画法的问题。高希舜独树一帜的工笔画写生使人们耳目一新，有继往开来之势。
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
高希舜的绘画不仅在技法和题材上具有创新性，还蕴含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价值，为中国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高希舜在创作中坚持师造化、重写生的理念，强调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创作灵感，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追求，又赋予了绘画时代气息。《菊花群雀》《葵兔图》《牡丹小狗》等作品通过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和精细刻画，表现了画家对乡土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文化的深情。这种对自然与生活的描绘不仅是技法的体现，更是对民族精神的深刻表达和对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独特理解。
高希舜的艺术实践体现了他对民族精神的坚守与传承。抗战时期，高希舜坚持在湖南桃江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乡间气息的作品，描绘了家乡随处可见的蛙、蜂、蝶、虫等小生物，展现了艰苦生活中的生机和活力，蕴含着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高希舜一生致力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育，其绘画不仅在技法和形式上具有创新性，还展现出意气风发的生命力和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为中国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路径，也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结语
高希舜潜心绘事，热爱祖国，临终前还不忘嘱咐人们把他的全部作品赠送给国家，以表达爱国热忱和坦荡胸怀。正如他所言：“未敢望惊人益世，苟吾所历，可作后来之前车，亦平生之愿也。”高希舜敢于担当、甘于奉献，一生坚持振兴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数十载的艺术实践虽历尽坎坷，却展现了他在中国画创作领域的奋斗不息。研究高希舜的绘画艺术特点，能让人们明白“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含义。高希舜用笃定和赤子之心开创了新的艺术潮流，这种对国家、文化的笃定，以及对民族复兴使命的担当，不但能使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画变革中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价值，还可为解决当代中国画的变革问题提供有益参考。
基金项目：202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湖南地域的美术教育及其演变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YJC760028）
（作者何惠系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刘建军系衡阳师范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