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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之行，周行不殆；星河灿烂，横无际涯。宇宙飞行员杨利伟告诉我，在神舟飞船上，他感到人是那样的伟大又那样的渺小。对舱外的一片漆黑，引起他的敬畏远远超过了恐惧。心理素质好到像他那样，临阵脉搏丝毫不变的人，真不愧是铮铮铁汉；而对祖国、大地他又柔情似水，无限爱恋。他是中国对地心吸力挑战的第一人。诸位都将是未来科学界的宇航员，凭着你们年轻人的勇气，你们会驰骋遐思，上穷碧落下黄泉，向未知的宇宙挑战。
造化不仅使宇宙的一粒微尘—地球上形成了大山巨壑、海洋川流，生出了无以数计的、不同界目的生命，更精彩的是她造就了人—一种有灵、有智、有慧的生命。从太古、玄古以来，人类可以凭藉幻想和创造力，改变自己作为一个生物的自然存在，而一步一步走向社会的存在，由于人类众志成城，毕力平险，竟至于使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种动物。卓越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在给我的《庄子显灵记》的序言中写道：“五百年的伟大科学进展，开启了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也因此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同五百年前的人已不是同一种动物了。”我想,他指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或者中国的明代。我们每人手中的一部方寸大小的手机，它的能力已远远超过了明代钟山逸叟许仲琳《封神演义》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位明代小说家的想象力，已远远落后于今天的现实。至少在明代人的眼中，诸位在座的都是神仙或者天外人。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不但它能改造地球，使地球成为花团锦簇的乐园或者使地球成为寸草不生的荒漠，使地球变热或者克制欲望使地球回到原来的温度；更重要的，人在不断改造自身，由与草木鸟兽同生的普通生物变为神仙。
人类早就不再重视自身的体力，凭着体力缔造奇迹只有在奴隶制时代，譬如罗马的斗兽场和中国的长城，这早成为历史。在能量的发现上从蒸汽机、电力，到原子能是科学史上的三级跳，使人类自信用力微而做功大的道理，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先生曾用手比划原子弹的大小，核心部分大概只有一个西瓜大的东西能在刹那之间使长崎和广岛夷为平地。当爱因斯坦向罗斯福递上曼哈顿计划的时候，预示着日本天皇的最后投降，而那仅仅是向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投了两个“西瓜”。与此同时，在人类的兵器史上，大炮和坦克将归入儿童玩具行列。人类会惶恐地提出问题，那就是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在《广岛的遗产》一书中的忧虑，人类会不会投之以西瓜，报之以木瓜？那时，地球和生命大概不会太好玩了。
好奇心是科学之母，没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不是对杳不可知的宇宙，怀着极端好奇心的人。今天我们已经能试图描述一百亿年前的宇宙，能够从实验室探测一百亿光年之遥的星球，然而面对“无限”这一哲学概念，人类依旧是咿呀学步的阶段。人类自信心的膨胀正想象着宇宙的其他高级生命，做着一些也许有趣的事，他们发射强烈的闪光，告诉其他星球上的生命，说我们在这里很快乐。但霍金却告诫人类谨慎从事，因为我们不知道天外来客是否对人类友好，他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道德尺度和价值观念。但我想诸位尽可放心，迄今为止的所有UFO或天外人的发现和相片等等，都是好事者制造的骗局。我们不妨将热衷于星际交往的人送到神经病医院，因为地球上的啰嗦事正多，人类并不十分快乐。
然而事情不像想象的那样发展，科学家的数目与日俱增，他们的好奇心相应地也与时俱进，在科学家的辞典上只有“极限”而没有“终结”，科学家的旌旗上写着“向极限挑战”。凭着他们的智慧，一切都还得从自己足下的起跑线开始。我们知道量子力学和相对论使20世纪的科学家们对微观世界的尺度和宇宙巨大的尺度有了革命性的思考，现代科学不会像牛顿理论能统治几百年，它使一代代人相信时间的绝对性。在此爱因斯坦无疑有着神话般的发现。与此同时，另一些量子力学的权威们如狄拉克向爱因斯坦提出了挑战，他们以为爱因斯坦过于相信了自己的预见，因为他们在实验中将非预见性或随机性的不可避因素引入了量子力学。爱因斯坦愤怒了，他不会接受宇宙受机缘控制的观点。他的名言是“上帝不掷骰子”，于是他试图证明统摄宇宙万有的共同场。显然19世纪英国的麦克斯韦的成功，遥远地鼓励着他。陈省身先生告诉我，爱因斯坦有些数学上的问题希望陈先生参与其事，但陈省身先生以为意思不大，没有答应。没有答应的理由是，爱因斯坦无异于想证明宇宙必有一个至上的目的，无异于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几乎是无法在实验室中证明的事。
20世纪理论物理学向极限的挑战，使哲学家们自惭形秽，以至于伟大的哲学家英国的维特根斯坦不无悲观地慨叹：“哲学家的工作结束了。”因为他以为“形而上学”在科学面前是“无谓”的“伪命题”。且慢，人类的好奇心和幻想总会出其不意地提出对未知世界的睿智之语，科学家的语言和哲学家的语言会不期而遇，他们的描述是那样使人目迷心醉，心驰神往。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劳伦斯的“蝴蝶效应”说，恐怕不是无稽之谈。他说：巴西森林中一只蝴蝶的翅膀的扇动，会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飓风；也许还会有另一位物理学家说你用一个指头拨动了整个大西洋和北冰洋，以致使泰坦尼克号撞冰沉没；但中国有人会相信。毛泽东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已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证实。
人类不知道的事情正多，不要急于否定任何新的命题，我曾问卓越的生物学家、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并要他用一句话解答问题，宛若爱因斯坦的E=mc2或者杨振宁说的“对称性支配自然”，我问他“生命是什么”，饶子和先生说：“你得容我思考的时间，我会给你一个有意味的回答，并且我会用这个问题去问我的学生。”我可不可以问一问在座的诸位：“生命是什么？”请你们用诗意的裁判、用一句话回答这个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一个细胞中有小分子，如DNA、ＲNA和钙、钾、镁、钠等金属离子，有大分子：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它们必须是左旋的。一个细胞中的任何微小物质都按部就班，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其中有调控网络、代谢网络、免役网络、信号传导网络等等。一个细胞放大多少亿倍，当可笼罩整个纽约城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竟然是一个自动力控制的完备的工厂。宇宙的奇妙用杨振宁先生的话说是“恰到好处”。这样一个细胞，如果是各种生命元素偶然的巧合，其难度宛若我们拆开一架波音747飞机，包括每一颗螺丝钉，然后忽焉一阵大风，使它们相互撞击，又完整无损地恢复为一架波音747，这几乎是匪夷所思的神话。我自命为一个无神论者，然而在宇宙的奇妙之前，我不免会偶尔产生信心的动摇。
好奇心不等于钻牛角尖，科学家往往天真，他们提出的问题常使庸人感到滑稽，譬如，哥德巴赫猜想：1+1=2。为什么1+1=2？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有趣的事：平生和我同桌吃饭的（不知道是什么会议）最怪异的人有两个：梁漱溟和陈景润。他们吃饭的全部时间里，不说一句话，不看一个人，也更不会笑一下，由于笼罩着他们的是深拒固守的态度，也没有任何人设法与之谈话。梁漱溟吃得很少很少，陈景润吃得很多很多，饭后，他们同样地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径自离去。凡具这种状态的人，可以大分为二：一深刻，二执拗；或者兼而有之。人们都不懂陈景润数学的深浅，但是有一位数学水平与我差近的文学家徐迟写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据他说陈景润已摘取了数学领域堪比英国女王皇冠上的钻石的胜果。文章中也有一些徐迟本人也不甚了了的公式之类。于是我找到了一位专家，当时还是年轻的数学家孙家昶，我问：“‘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是什么？”他说：“数学家的题目可能最初没有具体的意义，但是陈景润解的这道世界难题就更难说意义了。宛如一个田鼠，打的洞很深，但是只能自己进去，自己出来；这深入地底的洞有什么用？不知道。”
好奇心固然是可贵的，但好奇心需要有支撑它的渊博的基础科学修养和睿智高雅的判断力，然后有专心致志于一件有意味的研究的坚韧毅力，不被伪科学和赝科学所迷惑。那时你会沉浸于一种内心宁静而愉悦的思考，矢志不移，积以年月，你会登上科学的崇高殿堂。
2300年前《庄子》书中第一次提到“宇宙”一词，宙指无法证明其开始的时间，宇指无法言说其边界的空间。凭着天才的感悟，他说宇宙之外或宇宙之前是“无何有之乡”和“无极之门”：那儿空无一物，既无“宇”，也无“宙”。二千多年以后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霍金在他的《时间简史》中依旧在谈论着这一真实的睫在目前、远在天边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有哲学上“无限”概念的引入，我们大体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彻底解答的问题，惟其如此，科学家们才会永远朝斯夕斯地埋头钻研它们，一代代地追求极限。康德时已有显微镜和望远镜，他既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又是哲学家，而霍金的时代却有了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未来将会如何？人们不免咄咄追问，宇宙大爆炸时的奇点是什么？本来空无一物，由什么力量引发了一次速度无限大（我们靠实证知道的最快速度当然是光速）而密度又无限大的一点的大爆炸？霍金为我们作了极为有趣的回答。因为他是大数学家，至今高居于牛顿当年执鞭的剑桥大学的教席，所以他的回答智慧而生动。他的《时间简史》发行量是人文初开以来仅次于《圣经》的书籍，其销量远在麦当娜性感书籍之上，这使他颇感自慰。然而，至霍金为止了吗？否！远着呢，因为科学没有终止。
去年我与杨振宁先生有一次日本之行，为的是看我于日本冈山所建的范曾美术馆，他告诉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生活拮据，需款孔亟，其时有美国某研究所出一数学题，命青年学子解之，并诱以丰厚之奖金。杨振宁与其他几位留学生，花了几天几夜终于解得答案，然则主其事者刁滑殊甚，不承认他们的正确答案。杨振宁先生少年气盛正愤愤然，忽然，有一份报纸来到他面前，是日本的汤川秀树得到物理学的诺贝尔奖金。杨先生平静了，他自问：“你在干什么？”这一次的心灵震动，驱走了他微不足道的追逐，从而走上了一条科学的寂寞之道。伟大的科学成果只属于有品德、有意志、有学识、有好奇心的人。
同学们，你们能坚守这科学的寂寞之道吗？你们也会时时问一问：“你在干什么”吗？
范 曾
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于北京抱冲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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