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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进大学已两年，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来没见过，在学院里有这么一个老师。
直到1966年“文革”时，在整理校方解放后的“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中，方知在57年有一个毫无“罪行”，只为“充数”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叫祝大年。
世上竟有这样无中生有的不白之冤?
世上竟有这样无缘无故的倒霉之人?
在他的档案中，早已是句号的问题，却在我心里变成了不解的问号⋯⋯
十三年后，我再度跨入中央工艺美院的大门，系里告知：我的硕士生导师，就是祝大年先生。
不知是一种什么心理：我愿意，我庆幸，做他的学生。
他，修长的身材，整洁的衣着，温文尔雅的谈吐，脸上的表情既没有多年被侮辱被损害的痛苦，也没有“平反”后生命的怒放，似乎永远恒定在“蔼言悦色”上。
他，话不多，很少讲话，虽然当年“不讲话”就已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然而，他至今似乎依旧相信“不讲话”可以避开杀身之祸。
“寡言少语”，“小心谨慎”——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种被“改造好”的一代老知识份子的典型表情与生命状态。每每看着我的导师，心里常常有种说不出的酸楚⋯⋯
他们这一代知识份子，经历多年风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在太多太多的“放弃”同时，还有那一种“坚持”?在太多太多的“改变”之后，还有那一种不变的“立定”呢?
吴冠中先生曾说：“苦难的中华民族生养了一个苦难的祝大年，苦难的祝大年偏偏以艳花高树来象征苦难的辉煌。”祝先生的“艳花高树”又是怎样一种生命的风景?无论世道的斗转星移，还是命运的奇苦多舛，“艺术”始终是先生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他重新绽放生命的绚丽舞台。七十年代末，他为首都机场所绘制的大型壁画“森林之歌”，即是他的一次“宣言”。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把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形式与国外现代的“设计”理念相结合，如果说“森林之歌”还是一种两者结合的发端，那么多年之后他的“玉兰花开”就是从发端到极致的一种“经典”。这种“经典”印证了祝先生一生的追求、坚持与想往。他向人们宣告：这不是“一种画”，而是“一条路”。
人生苦短，生如夏花。祝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在他的艺术创作中，无疑受到了近现代日本文化的影响，不仅近现代东洋的“设计”意识，在他的作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支撑”，而且他身上明显的有一种“日式”的“艺术高于生命”的敬业与“理想高于现实”的专注。这是一般人的“聪明”、“灵巧”、“手艺”所不能替代的，更是仅知“脑筋急转弯”的人群所不能企及的。
2011年 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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