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传》第13章：历史哲学（作者：李鹏程）

前面已经说到，胡塞尔曾于1935年应邀到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作了题为《欧洲人类危机中的哲学》的讲演。1936年，他又在布拉格作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心理学》的报告。在这两个报告的基础上，胡塞尔于1936年写出了《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简称《危机论文》）一书。这本书表明，突出地关注人类的现实世界命运，明确地成为胡塞尔30年代后半叶的学术活动的重点。
在这种关注引导下的学术研究中，胡塞尔把他的现象学哲学与世界历史、即欧洲精神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这就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现象学的历史哲学"。
后来逐步发现的胡塞尔的手稿表明，实际上早在2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的第10年，胡塞尔就提出了"科学危机"和"哲学危机"的概念（参见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第121页所引米尔曼的论述）。胡塞尔最早的危机感的实际所指，应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他的观念论哲学所论及的人类认识能力问题，胡塞尔表示了对作为现象学认识的最大障碍的近代人类的自然主义认识取向的担忧，另一方面是对日益泛起的非理性主义的担忧。这两种担忧，都是与他的观念论的哲学思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的危机感和由此而驱动的他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其本意是一种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并不是胡塞尔在其思想发展中”突然地"放弃了观念论而"转向"对现实问题的兴趣。胡塞尔对欧洲人的精神历史发展危机的担忧，在德国纳粹法西斯政治运动逐渐崛起之后，竟然不幸成为一种被胡塞尔所言中的现实界面上的历史事实。这说明了胡塞尔现象学哲学思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效的预言意义。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现象学的观念论哲学对欧洲人类现实历史发展趋势的强大的透视能力。当然，胡塞尔作为一个犹太人哲学家，他在法西斯开始猖獗的年代，必然遭受到普遍的社会压力和不公正的政治对待，这是自不待言的。胡塞尔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的这种现实处境，也必定促使他的观念论的危机意识的强化，促使他对欧洲人类精神历史的进一步的思考。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的危机意识和历史哲学，主要地并不是由当时现实世界的政治气候所造成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和人类精神意蕴的。它是胡塞尔的观念论哲学的一个表现形式，而并不是对观念论的背离。欧洲（西方）现实的世界社会政治状况的危机表症不过证明了胡塞尔的学术思路的正确性。
胡塞尔提出”危机"，并不是指具体的科学学科本身（例如数学、逻辑学或者物理学）的危机，而是指一个总体性的危机，即欧洲（西方）人类的根本精神危机和"人性"的危机。他认为，这种危机表明了欧洲人的心灵的迷误，而这种迷误导致了人的异化和原本目的的丧失。
胡塞尔认为，西方人的思想起源的根本问题是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古希腊人依据纯粹理性以自由的方式建构自身、建构自己的全部生活，这种自由的建构，普及到国家形式、法律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苏格拉底所代表的思想方式对人性的探讨，充分贯彻了理性的思辨；而在当时，理论和哲学的思考占据着人的日常生活的首要位置。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甚至提出要由哲学家充当国王的呼吁。这就是欧洲（西方）的人性传统的原初特色。后来在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几个世纪中，理性的观念仍然是居于西方思想的统治地位，它把一切科学包含于其中。文艺复兴的实质不是其他，就是古典主义。对中世纪的神权至上论进行斗争的目的，就是要在伦理、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恢复古希腊罗马式的人性自由的理性主义，使人能够以自由的理性精神全面地塑造自己。17世纪的笛卡尔的"新哲学"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一个总体显示。笛卡尔运用理性主义的思维，寻求严格而明确的科学方法，描述合乎理性的思想规则和现实秩序。，形而上学在这个时代仍然具有对人类思想进行总体统摄的作用，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理性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对一切科学的建构和运用都是决定性的。人们真诚地相信以真正普遍的理性主义方法建构大一统的形而上学体系的时代即将来临。就是到了18世纪，这种理性主义的信念仍然存在着。
问题发生在19世纪末。胡塞尔考察了19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趋势。从他的考察可以看到，他认为从19世纪末年起，西方思想中出现了两种在胡塞尔看来背离传统理性主义的潮流，这两个潮流就是实证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胡塞尔称这些思想潮流”目光短浅的"。但是这些潮流适应了现代人类的某些弱点，因而在同理性形而上学的对峙中不断获得胜利，而形而上学却不断失败。胡塞尔指出，这种失败不在理性的本质之中，而是仅仅在其外部形式之中，即在它对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偏执之中。
胡塞尔本人的哲学思想的发端，就已经处于理性主义同这两种潮流的斗争之中。例如同样是对数学和逻辑的研究，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如胡塞尔那样的理性主义的思路，而另一种就是心理主义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思路。胡塞尔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理性主义的道路，而在其一生中坚持反对实证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上面所说的胡塞尔认为的人类精神的迷误，实际上就是指这些哲学思潮。如果说胡塞尔在其一生中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都坚持了对自己的理性主义学说进行建构性的正面论述的话，那么，在他的晚年，他以自己此前已经形成的坚固的理论基础为阵地，直接地展开了对这些被他认为是思想迷误的哲学潮流的批判，也就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胡塞尔的《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一书的总的基调并非处于对现实状况的无奈，而是高昂向上的，它在批判欧洲（西方）思想的迷误的同时，表达了一种乐观主义的信心：只有现象学的先验哲学，作为当代欧洲思想的健康潮流，必定能够使西方思想摆脱在两个世纪中的迷误，而引导西方人恢复和继承自己从古希腊以来的清明的理性主义传统，克服危机，从”复归"于自己的健康的理性的"人性"，推动自己的精神历史和现实世界历史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胡塞尔在《危机论文》中阐明了一种历史目的论的哲学解释方法。他用这种方法论证欧洲人类的历史是一种"有目的的"历史；而且这种目的是在哲学的历史演变中表现出来的；通过这样的阐述，胡塞尔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作出了自己的描绘，并对这种发展的内在机制作出了解释；他所作的解释导致一个对先验现象学哲学的重要意义的结论：只有现象学才能救治欧洲现代精神的病态状况，因而，现象学是欧洲人类普遍精神发展的总体方向。
胡塞尔的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哲学解释方法的要点在于：
首先，胡塞尔确定，欧洲人类精神的发展是有一个既定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从古希腊开始就存在的。以这个目的为共同起点，欧洲人类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哲学思潮和流派，从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欧洲文化的意义来看，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统一的联系。胡塞尔还认为，欧洲人的历史目的并不是某种外于人”客体精神"，它并不是"自动"发展和"自动"实现的；而实际上，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是这个历史精神的具体承担者，是有目的欧洲历史精神运动潮流的具体参与者，同时，这个历史精神正是在欧洲人把它作为历史任务担负起来的情况下才逐步得以展开和实现的。所以，对于欧洲人来说，继续促成这个历史目的的实现，是他们的崇高的历史任务。
在谈论到人类生存的目标问题时胡塞尔说，人类真正的存在，就是追求理想目标。而对于理想目标的追求，只有通过哲学的方式，才能够被实现。所以，为了实现历史目的，就必须研究哲学。如果把追求理想目标作为一种对真理的追求的话，那么，这种追求，是一”人类使命"，因而这不但具有知识论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文化伦理的意义。所以，在追求理想目标的总体情势下，对历史上各种哲学思潮和流派的评论，就不但具有知识论的价值，而且具有伦理学的价值。
胡塞尔在《危机论文》中说，欧洲诸民族病了。它们得的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精神方面的病，即"心病"。为什么精神科学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此加以救治呢？这是由于欧洲的精神科学本身"内在地"就有问题。胡塞尔说，精神科学的方法论是错误的：在自然科学主义的影响下，精神科学的实践者被要求把身体性作为精神的基础，精神科学只是对精神进行自然主义的描述和报道，因而无法脱身于直观的有限性。由于整个思想方式都基”致命的偏见"，受到自然主义的蒙蔽，完全不愿意提出有关普遍而纯粹的精神科学的问题，也不愿意寻求"作为精神的精神的理论"，所以，它陷于简单的直观性而不能自拔。而这正是欧洲人类的危机病症根源之所在。
胡塞尔认为，要能够解决欧洲的危机，就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来把握精神的欧洲这个主题，并把这个主题当作纯粹属于精神科学的问题来处理"。他指出，现代危机的根源，可以追朔到古希腊时代哲学同其分支--科学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这个关系的探讨有助于说明"致命的自然主义"和近代"二元论"得以产生的最深奥的原因。
胡塞尔的分析是从"欧洲的精神形象的特征"出发的。他说："欧洲这个称呼指一种精神生活和一种创造性活动的统一体--包括它所有的意图、兴趣、关切和烦恼，包括它的规划、机构、和制度。"（参见《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40页）接着他指出，正在展现内在于欧洲历史中的哲学观念的欧洲的形象，就是"历史的内在的目的论"，这个目的论的内容就是促成一个新的人类纪元的产生，在这个新纪元中，人能够按照理性的观念”无限的任务"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存在和历史生活。这正是欧洲人类中的天生的生命源泉，这一源泉自始至终控制着欧洲形象的变化，并且赋予欧洲人一个确定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朝着生活和存在的理想形象发展，即向着一个永恒的"极限"运动。也就是说，欧洲人的有目的的精神理想，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即一个无限的概念，它永远向着更高级的目标发展而无止境。这种发展在实践上体现为一种"意志的目标"。
在阐明欧洲精神的基本特性之后，胡塞尔开始分析从古代以来的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他说”欧洲在精神上有一个诞生地。"这个诞生地就是公元前7-6世纪的古希腊民族。在古希腊民族中成长起一种个体对于周围环境的新的态度，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精神结构，"它迅速地成长为一种系统而完整的文化形态，希腊人称它为哲学"。胡塞尔说："哲学指的不是别的任何东西，而正是普遍的科学，即关于作为整体的世界、关于整个存在的普遍统一性的科学。"但是不久以后，哲学作为一种科学，被按照存在的一般形式和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具体科学"，即各种不同的学科。
胡塞尔指出，古希腊哲学的出现，正是欧洲精神的起源，也就是欧洲文明历史的起源。在这里，胡塞尔把欧洲的历史的起源和发展概括为"哲学与哲学共同体的兴起与发展"。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结构"，它是观念的。当个体的人把观念视为感觉结构以后，他们在自身中就形成了意向的无限性，这样，人就处于一种不停息的自我文化进化之中，即人的精神性的存在就处在了一种"不断再造的运动之中"。而且，这种运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交往"，在交往的发展变化中，人不断"唤醒"个人存在的新方式。在这一运动中，首先是生存于有限而向往无限的人性的扩展。随着这种扩展，同时成长起来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的稳定性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人们对这同一个观念有着共同的爱戴，同时由于它是一个无限的目标，而在对它的不断追求中进行着创造，因而人们被这共同的观念和共同的追求联系在一起，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在对这种观念的追求中，进行着不断的精神更新，从而实现着人类自己的生存更新。这就是胡塞尔所描绘的人类历史作为观念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哲学观念的历史）的发展图景。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哲学的"引人注目瞩目的品格"，胡塞尔把它同作为"另外的文化形态"的具体科学进行了比较。这些文化形态在"前科学"时期已经出现。例如手工艺品、农产品和建筑物等等。这些文化产品具有以下的特点：一，它们同一定的生产方法联系在一起；二，它们的存在不是永恒的，相对于历史时代的绵延来说，都是短促的；三，但是科学成就作为一种观念存在，则是永恒的、不朽的；四，工艺作为一种重复进行的生产性活动，它生产（复制）同类同型的有用的东西，而并不具有创造的意义。胡塞尔指出，从观念形态上来说，"科学"应该就是哲学，它并不是生产（复制）同样的有用的实物的活动，它"所造就的不是实在的东西，而是观念的东西"；同时，胡塞尔认为，真正的科学"指的是关于种种任务的无限性的观念"。也就是说，科学的真实性应该是"无条件的真实性，它包含着无限，这无限则赋予事实上确定的单个的真实以仅仅具有相对性的品格，但这种相对性是通向无限性的道路"。
胡塞尔指出，哲学观念的产生，即精神性的历史的内在的目的论的产生，使得前科学的科学形态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形成了观念性的科学："与无限性观念相吻合的科学文化意味着对整个文化的革命。这场革命影响到人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整个存在方式。这还意味着对历史形态的革命。由于这场革命，历史带着无限的任务进入人类，而在这个程度上说，此时也就是有限的人类消逝的历史。"
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精神性的历史的内在目的论，是古代希腊人的独特的"理论"兴趣。古代希腊人"是追求和实行THEORIA、并且只追求和实行THEORIA的人"。由于这种理论兴趣，人倾向于将自己的整个（在普遍意义上来说的）未来生活献给THEORIA的任务，不断地建构一种又一种的理论知识，直至无穷。同时，随着哲学以研究和教育的方式的广泛传播，产生了一个双重结果：一个方面是形成了一种新的看待知识的思路，即理论批判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观念的理想的真实就成为一种绝对的价值"，它承担着对实践进行普遍修正的任务；另一方面，成长起来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他们同一种新型的文化现实相联系；他们具有实现理想的使命感，同时也具有一种新的品行，这种品行就是使历史传统的目的论不断发挥其有效性。
因此上，胡塞尔说，欧洲的精神传统在这样的持续性中一直发展着，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以哲学为根源的精神和以这种精神为基础的各种科学，一种为无限的任务提供校准原则的自由批判精神支配着欧洲人类，并创造着新的、无限的理想。
与胡塞尔所说的"高贵的和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即原本的希腊意义上的理性不同，从17世纪到19世纪，尤其到19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了"错误的理性主义"。这种错误思潮在启蒙运动时期就赋予 RATIO [理性] 一种片面的发展形式，胡塞尔把这称为一种"偏差"，而且说这种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知识的某一条路线，个别的真实性，都不能被绝对化。如果把它们绝对化了，就必然成为一种罪过。这种错误的教训就在于：哲学家必须时刻把握哲学所说的真实和全面的含义，把握哲学的无限视野的总体性，他必须把这作为自己目标。
胡塞尔同时批判了作为"文艺复兴以来整个近代哲学的特征"的非理性主义。在非理性主义之中，精神被"朴素化"、"自然化"了，这就是一种"客体主义"。虽然从康德以来的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同这种客体主义进行了热情的斗争，但是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达到反思的更高层次。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西方的精神发展中，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标志着自然科学的巨大的成功。自然知识的这种成功被"推广"到了关于精神的知识领域，例如心理学的领域；自然科学的方法覆盖了精神科学的空间。于是，事情就变成了这样：似乎精神是"实在的"客体，是以客体性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之中，而且，它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之上的。胡塞尔指出："由于这种看法，对世界的解释立即就采取了一种二元论的、即心理-物理共存的方式（例如在笛卡尔那里）。由于这种观点的流行，物理学和化学似乎成了一切的基础。而"共同精神、民族的共同意志、理想的政治目标，等等"，似乎都成了"浪漫主义和神话"。因而，真正的精神存在成为"残缺不全"的。胡塞尔明确地认为："这种客体主义或者说对世界作出的这种心理学-物理学的解释尽管看起来是自明的，但无论如何，它是一种"朴素的片面性"。胡塞尔写道："把精神说成是实在的形态，不加思索地把精神说成是肉体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这种朴素性所导致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科学客体主义按照朴素性的看法，断定所谓的客体世界就是存在者的总体。胡塞尔认为，这也是错误的。数学虽然是归纳推理的一个令人惊叹的技术手段，它的成就是人类精神的辉煌胜利。但是，由于它把现实理性中不存在的原理预设为自己的基本材料，从而，作为纯粹的主观领域的直观的周围世界就在科学的主题结构中被忘却了，进行实际运作的主体也被忘掉了，例如科学家本人就没有被作为研究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客体主义的偏差。关于经验心理学，胡塞尔指出，在康德以后，出现了一种心理学，它要求自身成为精密的自然科学，而且，希望自身能够成为精神科学的普遍基础。但是，胡塞尔说，经验心理学的客体性，使得它无法研究”合适的、本质意义上的灵魂"，也就是说，无法研究处于作用和被作用关系中的自我。因为经验心理学家既不研究自己本身，也不研究正在进行科学探讨的科学家，更不研究与科学家密切相关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心理学家是由人组成的群体，而人的群体属于人的周围的生活世界和他们所生活的历史时期。经验心理学虽然能够把经验客体化，并用归纳的办法来处理这些经验，但是，如胡塞尔所诘问的，难道它"也能这样地来研究目的、价值、准则吗？能够这样地来研究理想吗？胡塞尔得出了一个严峻的结论：经验心理学根本无法达到精神的本质，在它把灵魂孤立起来、并使之成为思想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在它按照心理-物理的方式解释处于共同体中的存在的时候，它是谬误的。
胡塞尔提出了真正地解决自然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内在关系的任务。他说，现在人们对这两种科学的关系的理解的含混和偏差，已经达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也有人力图改变这种状况，但进展不大：狄尔泰虽然提出了以新的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心理学来补充经验心理学的思路，但是他没有批判客体主义；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也没有从客体主义中摆脱出来；至于格式塔心理学的方法，也仍然是客体主义的思路。胡塞尔说："只要以对周围世界的自然主义式的关注焦点为基础的客体主义的朴素性还没有被认清，只要人们还没有彻底认清对世界的二元论的谬误（即把自然和精神视为同等意义上的实在），就不会有真正的进展。"他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精神来说，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也不会有一种客体的科学，对灵魂来说，也不会有一种客体的理论--这里所说的'客体'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实存赋予灵魂或者人的共同体。"胡塞尔说，精神，而且只有精神，是自在自为的存在，它是自主的，从而能够以一种真正合乎理性的、真正而且彻底科学的方式被在这种自主性之中予以把握。而自然科学的本质，在其确切的意义上，就是研究自然的心灵的科学，真实的自然就是它的产物。胡塞尔依此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断："关于自然的科学以关于精神的科学为前提。"从而，只有在精神科学所特有的那种纯粹知识中，科学家才能不受由自我蒙蔽所产生的反面意见的干扰。根据这种观点，胡塞尔指出，如果精神科学本身没有对自己的普遍性的认识，而去"争取"自己同自然科学的"同等地位"，这是荒谬的；而如果精神科学承认自然科学的客体性是自然科学的一种自主权利的话，那么，这也表明精神科学本身甘作客体主义的牺牲品。胡塞尔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在当今缺乏对精神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的正确认识，才使得人们在思想上出现了许多混乱。克服这些思想混乱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这样一个任务："仅当精神由外在形态转向自身、归附于自身、并且仅仅归附于自身的时候，精神对于自身来说才是完满的。"
胡塞尔指出，精神科学在19世纪末叶开始复兴，其开端就是布伦塔诺的描述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并不研究心理的客体性的自然生理经验，而仅仅研究活生生的"意向性"的精神经验。尽管布伦塔诺本人并没有彻底摆脱客体主义的经验心理学，但它以其特有的"在精神的意向性中把握精神"的本质的方法，以及它以"不断趋近无限性的统一性"来分析精神的方法，导致了现代真正的精神科学--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产生。
在胡塞尔看来，他的先验现象学，通过人们从自身的自我出发而开始的哲学思考，克服了自然主义的客体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客体主义，从而产生了绝对自主的精神科学。
胡塞尔简要地说明了现象学的本质：现象学把人本身和世界连贯地都理解为一种精神建构；它认为，精神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也不是与自然并列的；而自然反倒应该归属于精神。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这一条思路解决了哲学史上人们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使得自我不再是那个由许多孤立的事物所组成的预先给定的世界中的一个孤立事物；因而，作为自我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了正确的阐明。胡塞尔说，关于这个问题，在他的主体际理论中将得到详细的论述。
胡塞尔特别强调了他的现象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区别。他强调，现象学不是对旧的理性主义的复兴，而是与它有着本质的区别：旧的理性主义是谬误的自然主义，它无法把握精神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现象学的最大兴趣之所在；经验主义心理学由于它的自然主义倾向，它也与根本无法同精神活动以至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达成一致。
胡塞尔指出，现象学所说的理性（RATIO）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以一种真正普遍、真正彻底的方式、即以科学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精神。胡塞尔说："这种科学的范围是普遍的，在它之中进行着一种全新的、以科学为准则的思想活动；而在这种活动中，人类所考虑到的一切问题，无论是关于存在的问题、关于准则的问题，还是关于'实存'的问题，都被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加以解决。"所以，"意向性的现象学第一次使得作为精神的精神成为系统的科学经验的领域，从而导致了认识任务的一次全面转变。它达到的水平是：绝对精神的普遍性把整个存在都环抱在一种绝对的历史性之中，而自然作为精神的一种产物也顺应着这种绝对的历史”；"正是意向性的先验的现象学以自己的出发点和方法照亮着主体"。因而，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解决欧洲生存危机的根本理论方法。
胡塞尔所作出的总结力图表明：现代欧洲以其衰落的精神情绪所表现出来的危机，并不是某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天命"。相反，以现象学的欧洲历史目的论的学说为方法，这种危机就可以被清楚地理解：理性文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不在理性的本质之中，而仅仅在其外部形式之中，即在它对自然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偏执之中。理性主义的欧洲精神作为一种目的论，它提出的是一种无限发展的历史任务。
根据自己的历史哲学信念，胡塞尔最后热情地说："欧洲生存的危机只能了结于两条道路中的一条：或者是放纵已经同生活疏远了的理性而导致欧洲的毁灭，从而陷入人以蛮横无礼的态度对精神采取憎恨的态度；或者以理性的英雄主义断然地结束自然主义，从而使欧洲的哲学精神得以再生。""欧洲最大的危险是困倦。……让我们以正视不断战斗的勇气来同这个危险作斗争。若能如此，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从那可以焚毁万物的无信念大火之中，从西方人对自己肩负的人类使命的绝望的洪流之中，腾飞起来支撑人类的伟大而遥远的未来；这是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
从胡塞尔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就是一部关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史。在他那里历史哲学之所以可以与哲学史等同起来，就是因为他把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人类精神--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念起源和主体脉络。也就是说，胡塞尔在他的历史观中，也彻底地贯彻了他的观念论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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