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毅平(1926-2020) 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摄影》杂志主编等职务。荣获第十一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代表作有摄影作品《东方红》等。袁毅平从照相馆摄影师、新闻摄影记者逐步成为摄影评论者、理论研究者、专业刊物主编、摄影活动组织者,是新中国摄影事业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2026年是中国摄影界前辈名家袁毅平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袁毅平的摄影经历跨越了照相馆人像摄影、新闻摄影、艺术摄影、摄影工作组织与研究等不同阶段。今天我们撰文回顾袁毅平对中国摄影的贡献,追忆袁老的艺术人生,再次从他的摄影创作、理论研究、刊物编辑的经历中获得启示。
一、摄影师袁毅平
1926年,袁毅平出生于江苏常熟鹿苑(今属张家港)农村的贫苦人家,读到小学5年级就被迫辍学。少年时期,他进入上海照相馆学习人像摄影,进行用光、构图、人物姿态和暗房制作等训练。从学徒成长为掌镜者,10年的照相馆工作使他成长为一名具备良好视觉素养和技术技巧的人像摄影师,这是他摄影经验初步形成的阶段。
1949年以后,袁毅平先后在《新华日报》和《人民日报》从事摄影记者工作。新闻摄影要求拍摄者在事件进程中判断题材、选择位置并把握瞬间。在记者工作推动下,他逐步明晰了影像与社会、生活、时代之间的关系。照相馆训练侧重控制与塑造,摄影记者工作强调现实与判断,两者共同构成了他此后进行摄影创作、作品评论和编辑工作的经验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袁毅平调入中国摄影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前身),开始摄影刊物工作,职业重心转向编辑、评论和理论研究。在这个阶段,他仍不自觉地以专业的素质与精神,进行非专业目的的拍摄。袁毅平曾将这一时期的创作称为“业余”摄影或“顺手牵羊”式的拍摄。而现存的底片显示了他这一时期摄影创作的题材连续性、现场意识和画面控制能力,也说明这种拍摄延续了此前的职业习惯。所谓“业余的摄影”,是指在这个阶段他所拍摄的照片并非为了在报刊发表,而是出自长期职业训练之后的自然而然,摄影由岗位职责逐渐转化为其持续观看生活的方式。
袁毅平的拍摄集中在1950年至2000年,在这50年里,他充满激情地创作了数量较多、题材多样的摄影作品,展现新中国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历程。袁毅平的主要作品体现为20世纪50至70年代展现社会主义新中国面貌的7组系列影像,共百余幅,包括1962年江苏苏州甪直农村水乡丰收,50年代十三陵水库等水利建设和60年代的工业生产,1966年出访阿尔巴尼亚拍摄的照片,等等。袁毅平的代表作是1961年创作的《东方红》,该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
袁毅平在摄影实践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理论总结,即对摄影瞬间的理解,建立在长期观察和技术准备之上。《东方红》的创作过程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作品完成于1961年,构思开始于此前数年。袁毅平试图将天安门与日出两个物象组织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摄影形象。为实现这一构想,他在上下班途经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时反复观察日出方向、云层变化、光线强弱和地面反射,比较不同时间与位置可能形成的画面关系。他将洒水车的工作时间纳入现场观察,希望利用湿润地面的反光增加画面层次,并对胶片、曝光和色彩效果进行试验。1961年8月的一天,清晨,朝霞、云层和日出位置接近此前的预想,他使用一卷过期的灯光型彩色胶片完成拍摄。最初几次曝光记录了太阳升起前后的变化,其中两张达到其构图与影调要求。太阳尚未升起时,天空亮度和画面含义尚未充分形成。太阳刚刚越过地平线时,朝霞仍保持层次,地面处于较低亮度。随着太阳升高,天空和地面的反差发生变化,画面趋于平直。画面以天安门城楼、华表和路灯构成横向轮廓,城楼呈剪影状,朝阳与朝霞占据主要空间,广场上的行人和自行车被压缩在较小的比例之中。地面景物的降低使日出成为画面重心,建筑形态则在逆光中转化为辨识度较高的轮廓。灯光型胶片在自然光环境中产生的色彩偏移,使天空与地面形成冷暖并置的影调。天安门与日出由此在构图、曝光和色彩关系中形成艺术意象。袁毅平后来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客观物象转化为艺术意象,再由艺术意象物化为摄影形象。作品的形成说明,快门开启的时间虽然短暂,瞬间判断仍然依赖袁毅平在工作中的长期观察、技术试验和现场经验。
摄影作品《东方红》于1961年在《中国摄影》发表,随后参加第五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并被制作为贺年卡、宣传画和唱片封套。此后数十年间,它多次进入摄影作品选集、纪念出版物和公共传播空间。该作品的题目、画面构成以及与同名歌曲之间的联系,使其逐渐获得广泛的社会认知度。这幅作品确立了袁毅平在摄影史中的地位。
2012年,中国摄影家协会发起公益性、抢救性的“中国摄影推介计划”。2013年至2014年,由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教师朱炯带领研究团队对袁毅平进行口述历史采访,并全面整理袁毅平的底片、照片和文稿。研究团队整理出一万张以上的底片和照片,其拍摄时间跨越50年,内容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农村生产、工业活动、社会运动、普通人物、少数民族生活和出访记录等。这些作品扩展了袁毅平摄影创作的历史内涵。它们延续了新闻摄影对事件、环境和人物关系的关注,同时减少了报刊报道任务和发表时效对画面的直接限定。观看影展的农民、劳动中的普通人、广场上的行人以及集体活动之外的生活片段,常以自然状态进入画面。人物的服装、动作、目光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为人们认识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具体材料。许多影像在拍摄后长期存放于底片袋中,没有进入当时的出版与展览。时间改变了观看条件,原本未被归入“重要题材”的日常场景逐渐显示出珍贵的历史信息。这些作品仍包含选题、位置、瞬间和画面结构等专业判断,只是相关判断不再直接服务于即时传播。过去进入公共视野的影像较多强调事件的典型性和时代表达,袁毅平留存的部分底片则保存了较多未被典型化的人物状态,使时代经验落实到具体人物的面孔、动作和情感之中。
二、从摄影创作到理论评论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摄影进入蓬勃发展期。袁毅平担任《中国摄影》杂志主编和中国摄影家协会领导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刊物和行业工作。同时,他仍在出差、参会和旅行中拍摄风景、人物、民俗活动、少数民族生活和江南水乡等。摄影始终参与着他认识环境、留存经验和思考历史的过程,而他的评论和理论工作也直接来源于摄影实践。他对评论作用的认识,与本人接受作品评论的经历有关。《东方红》入选全国摄影艺术展以后,吴寅伯、杨子颐、狄祥华、平林等摄影家先后撰文,从题材、构思和画面语言等方面分析作品。这些文章促使袁毅平认识到,作品完成之后,评论仍可以帮助作者重新理解自己的创作选择。
进入《中国摄影》编辑部后,袁毅平加强作品评论栏目,并持续撰写针对摄影家、获奖作品和新人新作的文章。照相馆和新闻摄影经历使他熟悉光线、构图、拍摄位置、技术条件与现场心理之间的关系,他的评论通常从具体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展开。《动人的镜头——漫谈陈勃的获金奖作品〈冒雨奋战〉》《造化为师 神韵为旨——评黄翔的摄影艺术创作》《妙在独创性的艺术构思》等文章,都将画面分析与创作方法联系起来。评论面向创作者,也面向读者。前者可以借此分析题材处理和视觉表达,后者可以获得理解摄影语言的路径。袁毅平所关注的,是将作品中隐含的判断转化为可以讨论的问题,作品评论由此成为连接创作实践与摄影观念的环节。
在长期评论写作的基础上,袁毅平逐渐形成了关于摄影家、创作方法和摄影美学的研究路径。他对共处同一时代的黄翔、吴印咸、陈复礼、高帆、陈勃、吕相友、穆青、晓庄等新中国第一批摄影创作者的关注持续多年,并通过不同时期的文章讨论其创作方法与风格变化。以黄翔为例,袁毅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分析其创作,至21世纪初又从整体上讨论其艺术道路,研究对象被放入较长的创作过程之中。在创作实践研究方面,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撰写《也谈摄影艺术形象的创造》《摄影创作中的艺术构思》《用摄影艺术语言,燃烧千万人的心》等文章,讨论摄影构思、艺术形象和摄影语言。改革开放以后,他又在《再谈摄影构思》中重新分析构思的典型化、纪实性以及构思贯穿摄影创作全过程等问题,并围绕人物摄影、黑白摄影等类型展开研究。这些文章从作品和创作过程归纳问题,形成可供摄影者借鉴的认识。
在摄影美学研究方面,袁毅平向王朝闻学习文艺理论,将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意境、形神等观念用于摄影分析。他以中国摄影家的作品为例,讨论摄影意境中的情景关系、“境生象外”以及意境的时代性,也从人物摄影实践出发分析“形”与“神”的联系。这些理论根植于老一辈摄影人的知识积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作用在于整理中国摄影创作经验,为作品分析提供概念工具。袁毅平所说的“拍摄作品和理论研究两条腿走路”,概括了他从实践进入评论和理论,再使理论返回创作的工作路径。后来出版的《袁毅平摄影白话》收录近120篇文章。“白话”说明了他的语言取向,也基于他对理论传播对象的认识。他倾向于使用摄影者易于理解的语言讨论构思、形象、意境和创作方法,使理论成为改善创作和观看的工作方式。
袁毅平的编辑和组织工作,将个人经验转化为摄影界的公共资源。20世纪50年代末,他参与《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的编辑工作。70年代中期,他参与《中国摄影》复刊。1977年起,他担任《中国摄影》主编,并在中国摄影家协会负责理论研究及相关组织工作。在其主持工作期间,《中国摄影》增加或加强了《短评》《问题讨论》《争鸣》《探索之窗》《随笔》等栏目,围绕摄影的真实性、摄影的艺术属性、摄影艺术民族化、创作中的“自我表现”和摄影的纪实性等问题连续组织文章刊发。不同作者的观点通过刊物得到呈现,作品发表由创作结果的展示转化为问题提出、意见交锋和理论概括的起点。刊物由此建立了作品、评论与理论相互联系的编辑机制。
1981年开设的《探索之窗》栏目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机制。栏目创办说明提出,为探索性摄影作品提供园地,促进题材、体裁、风格和形式的多样化。第一期刊登张艺谋的《中国姑娘》、凌飞的《颤动的空间》和夏国启的《大的幻想不如小的萌芽》,随后引发关于摄影“表现自我”的讨论。《中国摄影》在后续刊物中刊登批评意见和不同回应,使讨论从个别作品扩展到创作主体、摄影语言和美学价值。改革开放后的青年创作者王文澜、凌飞、初小青、胡武功、侯登科、鲍昆等人,也通过相关栏目崭露头角。《探索之窗》曾面对取消栏目的意见,他以“年轻人嘛,就是探索探索”作出回应,维护了栏目的继续运行。选稿、刊登和允许批评,构成了他支持青年摄影人的具体方式。探索性创作由此获得进入公共视野的机会,其价值也在发表、批评和后续实践中逐步显现。袁毅平较少以行政权威介入学术争论,倾向于通过栏目设置和文章组织维持讨论的延续。这种编辑策略将争议纳入连续的发表程序,使摄影刊物形成话题、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刊物讨论又与全国摄影理论年会、青年摄影创作座谈会、中青年摄影创作理论研讨会和全国摄影创作会议相互衔接。摄影纪实性、观念更新、主旋律与多元化等议题在会议中展开,再通过刊物得到整理和传播。作品、文章和会议共同构成从创作实践到评论争鸣再到理论概括的工作链条。“探索”“开放”“多元”也成为其20世纪80年代编辑和组织工作中反复出现的词语。这些词指向一种具体的工作原则。不同实践需要获得呈现和讨论的机会,判断则在持续评论与创作中形成。编辑工作由此涵盖成果选择、作者培养、问题提炼和公共讨论等多个层面。
三、重新理解袁毅平
2013年,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推介计划”列在首位的是袁毅平,他当时已经87岁高龄了。他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接受后辈的全面采访。历经一年的口述历史采访,研究团队前期每周开展2次访谈,每次约3个小时,前后积累了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谈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摄影工作时,袁毅平与团队一起重读《中国摄影》杂志,将1974年复刊至1990年他离休期间的杂志逐页查看,许多作品、文章和栏目背后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得到补充。底片整理开始以后,他打开书柜中长期存放的旧信封、底片袋和文稿,将一万余张底片和照片交由团队进行数字化和重新选片。他没有要求团队沿用他本人对作品的既有排序,欣然接受年轻一代从今天的观看思路出发重新选择影像。
2014年,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单位主办了“往事散记——袁毅平摄影回顾展”,展出近200幅摄影作品,全面展现了袁毅平镜头下的新中国建设与发展。回顾展中受到关注的部分照片,过去并未被他视为代表作。当这些照片因保存了普通人的状态和时代细节而获得新的解释时,他愿意听取相关意见。作品的意义可以在新的观看者和新的历史条件中继续生成,这一认识与他早年在刊物中为探索性作品保留空间的做法具有内在联系。
袁毅平的摄影经验在今天仍可转化为若干具体认识。数字技术缩短了拍摄、处理和传播的周期,却没有取消理解对象所需要的时间。设备可以提高曝光、连拍和图像处理的效率,题材判断、现场经验和持续观察仍需由摄影者完成。《东方红》的创作过程提示我们区分图像的生产速度与观看深度,快速获得图像与长期认识对象属于不同层面。摄影者仍需判断哪些对象值得持续进入视野,哪些瞬间能够在现实和历史关系中成立。其长期未发表的底片则提示摄影者重视影像与时间的关系。许多照片在拍摄时没有被出版和展览,数十年后却成为理解社会生活和人物状态的材料。数字平台强化了图像的即时发布和快速替换,摄影实践仍需要保留不完全服从即时反馈的观察,关注尚未成为热点、尚未被概念化却可能在未来形成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生活内容。
“两条腿走路”在当代摄影中的意义,也应结合专业分工重新理解。摄影创作、评论、策展、编辑、史料整理和理论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细化的工作领域,实践与理论的联系可以由个人完成,也可以通过刊物、展览、研讨会和教学机制完成。创作需要评论提供新的观看角度,理论需要具体作品检验其解释能力,编辑和展览需要将新的实践纳入公共讨论,史料研究则持续修正既有的摄影史认识。袁毅平的经历说明,摄影文化由作品、理论和公共机制共同构成。作品进入公共空间,需要编辑、出版、展览、评论和研究等环节的支持。新的创作观念获得理解,需要稳定的讨论程序。袁毅平在《中国摄影》工作时,设置栏目、组织争鸣、主持理论会议和扶持青年作者,处理的正是个人创作与摄影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这些工作影响作品能否被看见和分析,也影响新的作者能否进入持续创作。对其他艺术门类而言,这种关于作品、评论与公共机制之间关系的经验,也具有一定参照意义。
袁毅平的摄影作品保存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评论和理论文章记录了摄影界向前探索的过程,刊物和组织工作则使更多优秀摄影人的作品和观点获得参与讨论的条件。在袁毅平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工作,也是在重新理解摄影文化内部各项实践的联系。摄影瞬间需要长期观察作为条件,影像记录需要保持对现实和历史的自觉,理论研究需要返回具体作品,编辑与组织工作则需要为不同实践建立讨论空间。袁毅平的经验形成于特定时代,其中关于创作、思考与公共工作的关系,仍可进入今天的摄影实践。
作者 朱炯系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摄影专业教授,赵之铭系北京电影学院影像传媒学院摄影专业2024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