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徐悲鸿常借猛禽题材寄托爱国理想与奋斗精神，相较于骏马、雄狮等经典形象，其鹰题材绘画尚未得到主流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本文以徐悲鸿鹰题材绘画为研究对象，从笔墨特征、造型语言、精神内涵展开分析，探究中西美术融合语境下徐悲鸿对传统花鸟画的现代革新路径。徐悲鸿将西方写实造型方法融入传统中国画笔墨体系，实现中西技法的贯通；其鹰画也是自身爱国情怀与独立人格的物化表达，为20世纪中国花鸟画的现代革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范例。
【关键词】徐悲鸿；鹰；笔墨造型；民族精神
鹰与“英”谐音，在中国画中常被寓意为英雄。自明代林良开创写意鹰画范式以来，鹰画题材逐渐成为文人寄托情志的重要载体。进入近现代，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传统中国画面临转型与革新的时代命题，徐悲鸿便是这一变革浪潮中的核心人物。据王震《徐悲鸿年谱长编》统计，徐悲鸿鹰作可考者约13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鹰图》《鹰扬》。徐悲鸿一生为抗战救国奔走，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远赴南洋举办义卖画展，将卖画所得全部捐赠祖国用于赈济灾民，《斗鹰图》《飞鹰》均创作于这一时期。本文以徐悲鸿鹰画的笔墨造型为研究对象，探究其鹰画承载的精神内涵。
形神兼备的鹰画
☆造型上
徐悲鸿的鹰画是其中西融合艺术探索的典型体现，他将西方写实主义的技法与造型原则系统引入中国画创作。“吾性孤僻，流落海上，既不好八股山水，又不喜客串之吴缶老派，乃穷源竟委，刻意写生。”写生是其鹰画素材与造型的直接来源，徐悲鸿始终将“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一创作理念贯穿于动物画创作全过程。
徐悲鸿在完成动物画整幅创作之前，均会先绘制主体精准的素描稿，既保证造型的严谨准确，也体现了他“致广大，尽精微”的艺术创作理念。徐悲鸿笔下的雄鹰多为俯冲而下的姿态，双翼大张、利爪前伸，形成强烈的动感，打破了传统国画中鹰多为栖立的静态模式，展现出昂扬勃发的精神气质。“五代黄筌《鹰逐画眉》幅，精神团结，情态逼真……本幅以鹰之疾转，厥状恣厉，为最得势……其鹰眼之疾，翅之劲，画眉之喙爪之瘦，阅者均不可忽意失之。”徐悲鸿最为赞赏黄筌的鹰画，其笔下鹰的形态逼真、造型精准，徐悲鸿在创作中也格外注重鹰眼部细节的刻画，他画中的鹰眼炯炯有神，目光凌厉，始终保持着警觉状态。鹰与松树结合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符号，寓意长寿与祥瑞，同时代的齐白石也是著名的画鹰高手，齐白石笔下的鹰几乎没有飞翔姿态，大多栖立于松枝之上，其造型源于写意的主观提炼；徐悲鸿的鹰则多为展翅翱翔的姿态，重在表现鹰的骨骼结构与体积感，依托写实基础完成写意再造，二者均做到了形神兼顾。
☆笔墨上
徐悲鸿的禽鸟画以传统绘画语言为基底，他在研习西方素描的同时，始终深耕中国传统金石笔墨，他以西方写实主义技法补全中国画形体表现的短板，却始终未放弃中国画的核心笔墨语言。他偶尔在鹰的颈部等关键部位融入明暗光影，以此强化禽鸟的体积感。徐悲鸿画鹰采用没骨与勾勒相结合的方式，以大笔的提顿、皴擦，着力表现雄鹰敏锐的鹰眼、遒劲的双爪与振翅翱翔的雄姿。郎世宁画鹰造型严谨，以西画明暗晕染为主，几乎不含传统书写性用笔；徐悲鸿在借鉴其精准造型逻辑的基础上，更多融入金石用笔特质，兼顾了西方写实造型与中国传统笔墨意趣。《飞鹰》（图1）描绘的是一只展翅昂飞的雄鹰：徐悲鸿画鹰先以淡墨打底，勾勒鹰的整体轮廓，再以焦墨勾勒羽轴、背部、翅等关键部位，部分羽毛边缘、山石背景以枯笔皴擦，烘托出苍茫浑厚的质感。徐悲鸿画鹰用笔以中锋立骨、侧锋铺势，整体粗细对比鲜明；在鹰翅膀等关键部位以大侧锋阔笔横扫，兼用破笔技法，表现飞羽坚硬层叠的质感；胸腹部软毛则以短笔皴擦，笔触松散灵动，与硬羽形成强烈的软硬反差。在鹰嘴、鹰爪等部位以浓墨精心勾勒，爪部每一处关节都细致交代，鹰爪尖锐有力，与翅膀部位的用笔节奏形成鲜明区分。鹰眼是徐悲鸿鹰画最具辨识度的特色，其笔下鹰眼炯炯有神，借鉴西方素描技法，以极细尖笔勾勒眼眶，浓墨点出瞳孔，特意留出细小高光。
徐悲鸿鹰画的精神内涵
徐悲鸿的花鸟畜兽题材创作，多以诗词题跋寄寓社会意义与现实关切。他笔下的奔马、群狮、雄鸡、鹰鹫等，均超越了动物原型的形神边界，与家国命运、民族精神深度绑定。徐悲鸿的鹰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纯花鸟画，而是典型的托物言志之作。徐悲鸿曾多次在鹰题材作品中题写“飞扬跋扈为谁雄”以自警，将雄鹰喻为怀抱壮志的英雄志士，是知识分子对自身报国方向的叩问；也有研究学者指出，其部分鹰作中的雄鹰形象也可指向侵略者，暗含对欺凌弱小的强权行径的批判。
☆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土沦陷、山河破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局。身处抗战时代语境中，徐悲鸿辗转南洋、西南大后方，目睹战乱流离与民族苦难，其艺术创作与家国命运同频共振，承担着唤醒民众、鼓舞士气、以艺救国的社会责任。1939年至1942年，他远赴南洋、印度举办画展义卖，将全部所得捐给祖国支援抗战，在给儿女的信中直言“尽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以行动践行知识分子的家国担当。这种身处乱世的切肤之痛与救国责任感，让他确立了“艺术为民族解放服务”的创作精神，而鹰作为力量、勇猛与不屈的象征，成为他寄托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1940年，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规模空前的个人画展，展品中尺幅最大、最受关注的鹰画为《神鹰图》。这件作品依据徐悲鸿纪念馆档案记载，取材于长沙会战前夕中国空军作战史实：“我神鹰队袭汉口倭机”。身处南洋办展的徐悲鸿听闻作战捷报，有感于此，创作了展翅凌空的雄鹰形象。画面中雄鹰双翼大张、俯冲而下，姿态酷似战机俯冲攻击敌机的状态，利爪前伸的力量感，对应战机投弹、射击的动作。俯冲飞鹰的眼睛是紧盯猎物的锐利凝视，瞳孔聚焦、张力十足，对应中国空军不畏强敌、英勇作战的英雄气概，承载着抗战艰难时期民众坚守胜利的期盼。
徐悲鸿的《鹰击长空》（图2）画面主体为一只双翅舒展、翱翔长空的雄鹰。一扫此前作品中的愤慨基调，给人以开阔、明朗、舒展、奔放之感。这件徐悲鸿1951年完成的作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鹰画形成鲜明差异：不再单纯赞美鹰的力量与雄强，转而反思鹰作为强者不可恃强凌弱，这是徐悲鸿历经战乱后，生发出的人道主义关怀。正如艾中信《徐悲鸿研究》引述徐悲鸿自述：“我喜欢画鹰，但有时并不喜欢鹰。画什么东西，都要有精神的寄托……”后来，有一次他画鹰，题上“飞扬跋扈为谁雄”。徐悲鸿对鹰持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鹰在他的笔下不仅象征英雄，也可指代飞扬跋扈的强权者，他曾明确表示，相较于鹰这类雄强的猛禽，自己更喜爱麻雀这类坚韧不屈的小动物。
☆知识分子的孤傲
鹰常孤栖于高枝、冷眼俯瞰，自带强烈的孤傲气质。这既是徐悲鸿个人性格的真实写照，也投射出乱世中知识分子不随波逐流、以艺术报国的责任感。徐悲鸿主张以写实求真挽救国画颓势，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的艺术纲领，一生不迎合画坛流俗，不肯与复古保守势力同流合污，以极强的人格定力坚守自身的艺术道路。
徐悲鸿1940年在印度大吉岭大量写生，创作了巨幅名作《灵鹫》（图3），轰动一时。鹫与鹰同属隼形目猛禽，传统画谱中常统称苍鹰和猛鹫。画面中两只秃鹫立于危岩之上，目光炯炯，全无张扬飞动之态，呈现出孤高自守、不屑凡俗的气质。在复古风气笼罩的艺坛之中，徐悲鸿始终不改初心，以写实改良国画为终身使命，耿介自持，不屈于世俗舆论，不俯仰时流，骨子里桀骜不驯的品格，贯穿其一生的艺术生涯。他曾拒绝高价出售《灵鹫》，直言不能让这件作品流落国外，这正是他赤诚与傲骨的直接体现。徐悲鸿笔下的鹰始终具备蓬勃的生命力，他作《鹰石》并题诗曰：“健翮可恃横九州，天空海阔肆遨游。南溟何远搏将去，毋事依依侧目愁。”徐悲鸿以雄鹰自喻，暗指猛禽本拥有高飞万里的力量，向往广阔自由的天地，可人间世事纷扰，世俗对高远不凡者常怀猜忌和忌惮，既抒发了其渴望挣脱束缚、奔赴广阔理想的壮志，也流露出知识分子不被同道理解的苦闷。
结语
徐悲鸿的鹰画是20世纪中国画革新实践的典型成果。他突破传统文人画重意轻形的创作局限，将西方解剖学、透视与明暗造型理念融入传统水墨笔墨体系，重塑雄鹰的形体结构与动态气势。其鹰画既区别于郎世宁精工写实的宫廷风貌，也不同于齐白石内敛静态的文人写意，造型雄健、笔墨奔放。徐悲鸿前期的鹰画更多投射出知识分子的孤傲品格，抗战时期则转向承载抗战救国的思想内核，以艺术宣传民族独立，成为凝聚民族精神、鼓舞抗战士气的精神旗帜。鹰在他笔下，不再仅是猛禽的形神写照，更寄寓着对为民族独立奋斗的英勇战士的赞颂。回望百年，徐悲鸿借雄鹰塑造出的雄健刚阔的审美品格，也为当代花鸟画的中西融合探索，提供了兼具参考价值与反思意义的创作范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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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齐白石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