赐岳飞手敕 赵构（宋高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翰墨志》是宋高宗赵构的代表性著作，书中记录了宋高宗的书论思想，有对历代书家的品评、学书的经验、审美的观念，等等。其中重要的观点之一就是对“二王”法度的追寻以及倡导，这直接影响了南宋书坛的审美方向。
宋高宗的书法理念与宋徽宗不同，二者都崇古，但宋徽宗尚唐法，宋高宗重“二王”。对北宋时期突破前朝桎梏而形成的被后世认可的“尚意”书风，宋高宗有不同看法。其《翰墨志》云：“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然家鸡野鹄，识者自有优劣，犹胜泯然与草木俱腐者。”
宋高宗对北宋早期书法评价较为中肯，而对于引领北宋书坛风骚的“苏、黄、米、薛”，他的评价则让人回味。他以“笔势澜翻”形容各家笔法、气势的外显形态，又以“各有趣向”来评价这种翻涌之势给观者带来的意趣感受。他没有对“苏、黄、米、薛”的出新进行全盘否定，仅以中立式的评说进行总结。
宋高宗认为，要以魏晋至六朝笔法为准绳，并以王羲之书法为摹本建构学书思想。其云：“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或萧散，或枯瘦，或遒劲而不回，或秀异而特立，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在宋高宗眼中，王羲之的《兰亭序》姿态万千，意趣横生，其高妙之处让人爱不释手。而这种珍爱，不仅仅针对《兰亭序》，哪怕是王羲之的“只言片语”都被宋高宗视作珍宝。
宋高宗南渡后一直对魏晋经典范本孜孜以求，并告诫仕人学书“若少加临池之勤，则点画便有位置，无面墙信手之愧”。在他看来“师古而无俗韵”，勤勉加师古是学书的正途。晚年时，他终于悟得笔画趣味，笔笔皆妙，“横斜平直，随意所适”。
书写中的姿态多从笔势和章法中表现出来，这种姿态是笔墨的外显。古人在形容书法姿态时多用比喻句，如苏轼评黄庭坚书法如“树梢挂蛇”，黄庭坚评苏轼书法似“石压蛤蟆”。宋高宗晚年提及对草书的喜好，也以这种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
宋高宗喜爱草书可以顺着性情起笔落笔，灵动中见功夫，这是筋骨、心神、手腕三者合一的结果。在他看来，“草书正应当运笔飞驰，落笔如云烟升腾，才称得上佳妙”。他喜欢那种可以自由驰骋的迅疾感，表示“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他认为可以随着性情挥洒的草书，如龙蛟腾跃、彩凤起飞的草书，仍需要在法度中见真章。其言：“草书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务简易，删难省烦，损复为单，诚非苍、史之迹。但习书之余，以精神之运，识思超妙，使点画不失真为尚。”
宋高宗所认可的草书是书者在持有法度下的神思，笔墨中带有个人的意趣，并非不受规矩和限制的笔墨挥洒。他虽不提倡“尚意”一派，但对米芾的行书、草书却明确表示支持，有言“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芾于真楷、篆、隶不甚工，惟于行、草诚入能品”。而其中缘由则是因为米芾收藏有大量的六朝法帖，并时常临摹古人之作，将古人笔意付诸笔端。他还赞米芾草书“如乘骏马，进退裕如，不烦鞭勒，无不当人意”。在宋高宗看来，将书写草书时的迅疾之势以及自由之态表露无遗，是米芾书法作品的一大特质。他认为，临摹米芾草书，仅依势而写，过度关注字形外在的姿态，则易落入俗套，应深究“六朝妙处酝酿，风骨自然超逸”的本源问题。
综上所述，宋高宗在书法品评理念上推崇魏晋六朝笔墨，尤其是“二王”笔法，在理论方向建构出一套学书脉络；又通过对书家创作的审美批评，阐释了书法之美在于法度与笔墨姿态合一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