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主题美术，是中国红色美术谱系中持续书写的重要板块。长期以来，相关创作聚焦长征中的战略会议、艰苦征途、英勇战事、鱼水情深等经典面向，形成了深入人心的视觉叙事范式，但长征的历史图景与精神内涵远未被穷尽，其中仍蕴藏着值得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继续挖掘拓展的广阔空间。王犇新作《致敬我的先贤同道》将目光投向转战陕甘途中的红军宣传员，表现革命文艺在基层的实践形态，跳出长征叙事的常见框架，为新时代重大主题美术创作探索出新的表达路径。
陕西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最终落脚点与长安画派发源地，红色革命传统与西北地域文脉在此交融共生。以石鲁、赵望云为代表的长安画派秉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植根西北大地，融地域现实与人民生活于笔墨，奠定了陕西当代美术的精神基调。依托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西安中国画院十年来持续推进重大主题美术工程。在院长王犇带领下，创作群体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组织策划、选题论证、创作辅导和展览推广模式。团队坚持常态化老区采风与史料考证，倡导艺术表达的创新与时代观照，着力规避红色题材创作常见的概念化、模板化弊病。
作为长安画坛正值创作盛年的中坚力量，王犇深耕主题性创作数十载，在长期艺术探索中形成鲜明面貌。其主创的巨幅山水画《巍巍秦岭》陈列于人民大会堂，群像式人物画《西北岁月》再现了“郝家桥经验”。他融汇中西造型语言，兼取北派山水雄浑意境与长安画派色墨相融的墨法传统，锤炼出雄强浑朴的艺术格调。对陕北地貌与民风的长期写生观察，也让他真切把握这片土地的人文气质与红色底蕴，为红色题材创作筑牢了根基。
长征途中，红军始终把群众宣传作为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1934年10月9日，长征出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随着转战进程推进，宣传工作进一步细化落实。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再度下发《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规定“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整个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这一做法延续至红军落脚陕北之后，书写标语成为红军密切联系群众、播撒革命信念的日常文艺实践。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准确概括了这项基层宣传工作的根本指向，政治动员、群众工作与文艺传播本为一体。
这幅作品正是从这条脉络中截取的一个瞬间，将叙事定格在长征途中军民共处的山乡一幕，再现革命宣传浸润乡土、凝聚民心的历史图景。在空间构图处理上极具巧思，画家把中国画中的“高远、平远、深远”三法并用，借“移步换景”的观照方法，巧用多重视角以丰富画面层次，又像广角电影摇臂般，于静态画幅营造流动的观览节奏，引导观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品读画面。登梯书写标语的红军宣传员成为画眼，仰视的角度凸显其坚定的理想信念，至躯干部位则转为平视，拉近观者与画中人的距离，视线再向下，便可看见扶梯相助的军民；背景环境的中前景则取俯视，铺展乡野街巷、山川与群众，将个体形象、军民群像与黄土山河融为一体。画面中倾斜的夯土墙体与雄浑山体相向合围，形成具有张力的V形结构，隐喻革命力量的汇聚以及历史征程的胜利之势。
空间经营之外，作品的另一处匠心在于形式语言，将红色历史文献直接转化为画面构成。传统中国画题跋多置于画面边角，用以平衡构图，而画作将“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以红色条幅置于画幅顶端，让经典历史论断成为画面的核心要素，与下方刷写标语的宣传员形成图文呼应，使历史叙事与视觉表达相互契合。色彩运用恪守中国画水墨本体，以赭石、淡墨铺陈黄土高原的苍茫气韵，仅以零星红色点缀题字、红星、旗帜，克制凝练，烘托出红色精神的内核力量。下半部分错落排布的男女老幼，生动诠释了长征“播种机”的扎根之喻。
与形式探索相呼应，画作的写实细节同样值得留意。烽火年代，红军文艺先行者没有专业画室与精良画材，以土墙为纸、炭灰为墨，借标语、壁画、传单等载体宣讲党的政策主张、开展群众动员。竹梯、步枪、军号以及民间服饰，皆有实物依据，刻画细腻质朴，人物造型扎实凝练，且摒弃脸谱化的英雄叙事，以清瘦身形与磨损衣衫，表现出长征将士的艰苦状态与坚韧风骨；英挺眉宇间的自信与笑意，又透出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底色。衣纹线条简括有力，面部结构清晰利落，取法延安时期版画的造型逻辑，为当代红色人物画增添了笔墨之外的硬朗气韵。
画作题名《致敬我的先贤同道》，点明一场跨越九十载的精神赓续：画中那位攀梯奋笔的红军宣传员，正是这一精神传承的具象化身——既是浴血奋战的战士，也是以艺为民的美术实践者，更是长安画派先贤的精神前身。王犇以作品再现这段历史，致敬热血的先贤同道：同怀赤子之心，同担以艺为民之责。先辈以墙面标语播撒星火、凝聚民心；今日画家以创作回望峥嵘，续信仰之脉于久远。这既是长征精神的当代延续，也是革命文艺传统的薪火相传。
重大主题美术创作不必限于宏大叙事，从微观历史切片中同样能照见深广的时代意涵。优秀的红色主题创作，始终要保持两层自觉：一是恪守史实考据，尊重历史细节；二是坚守中国画本体语言，避免沦为机械的图式复刻。《致敬我的先贤同道》的价值，不仅在于完成了一次对红色岁月的艺术回望，更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创作方法：回到历史现场、捕捉鲜活细节、贴合时代审美，让红色文脉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